他在法国画坛声名鹊起股票配资票配资论坛，却因为一幅画册而毅然回国；
他离开繁华都市扎根西北边陲，一去便是大半辈子；
他的妻子为此弃他而去，他纵马去追，却因伤心绝望过度而坠马昏厥。
为了他所守护的事业，大女儿中学辍学，成为他手下的“童工”；
他的儿子无人关照，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。
这片荒凉的西部大漠，贪婪地吞噬了他的青春、他的爱情、他一生的幸福，可他还是没法离开。
他就是被誉为“敦煌守护神”的常书鸿。
敦煌莫高窟官方网站曾刊载一篇纪念他的文章——《信仰有力，敬畏无量》，其中写道：
“对穿越时光而来的莫高窟而言，千年只是一瞬，但对于守护它的人来说，要做成一件事，可能就是一生，甚至是几代人的传承。”
从最繁华的法国巴黎到最荒凉的西北戈壁，从优渥幸福的艺术之家到妻离子散的人生悲剧，常书鸿燃尽一生的幸福，却照亮了黯淡千年的敦煌石窟。
接下来，就让我们走近那段岁月，看看这位“敦煌守护神”的传奇故事吧。
常书鸿，1904年出生于杭州。他从小就喜欢绘画，但对宋元时期的文人画并不感冒，而更喜欢偏写实的欧洲画，因此一直梦想着去欧洲留学。
1927年，他终于得到去往法国留学的机会。在赴法前，他和表妹陈芝秀结为连理。
第二年陈芝秀也来到法国，与他一起学习艺术。
常书鸿擅长油画，很快就成为油画大师劳朗斯的高徒，还连续四年夺取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——巴黎“春季沙龙”的金、银奖。
而妻子陈芝秀擅长雕塑，在法国艺术界也是小有名气。
后来女儿常沙娜出生，一家三口过着富足和美的生活。
然而，这种美好的生活却被一次意外的邂逅打破了。
1935年秋，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上，偶然翻开了一部画册——《敦煌石窟图录》。
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进入了他的视野。
他从没想过，在西方立体化的油画之外竟然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传统绘画，只凭单线条的勾勒，就能散发出摄人魂魄的力量。
常书鸿像着了魔一样地惦记着敦煌，很快他就决定回国了。
但当时国内战乱频频，道路不通，去敦煌的条件并不成熟。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。
刚一安顿下来，他就开始写信，敦促妻子带着女儿回国。
1937年，陈芝秀带着常沙娜返回故国。
但当时正值抗战爆发，山河动荡，一家人刚团聚，就不得不踏上逃难之旅。
他们一路上躲避日军空袭，差点被炸死。
直到抵达重庆后，一家人才安定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家里又多了个成员——儿子常嘉陵。
但常书鸿始终没能忘掉敦煌。
1943年，在梁思成和徐悲鸿的推动下，常书鸿当上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，历经千难万苦终于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敦煌莫高窟。
在敦煌，常书鸿除了震惊于石窟艺术之美，也顿感身上的担子之重。
当时敦煌石窟受破坏很严重，其中收藏的经卷、佛像被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外国强盗洗劫一空，许多珍贵壁画被直接用化学胶带贴走。
一些洞窟甚至住着人，墙壁被烧火做饭的炊烟熏得漆黑。
还有大漠的流沙堆积掩埋了不少洞窟，却无人清扫……
常书鸿没有被艰巨的任务吓倒，他决心扎根于此，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。
于是不断给妻子写信，希望一家人能够在敦煌团聚。
陈芝秀终于被说服了，带着一双儿女赶来团聚。
他们来时正是冬天，一路都是银白色的钻天杨，枝干直指蓝天，是那么的挺拔俊逸。
而那些远看破旧不堪的石窟群，走近看却满是五彩斑斓的景致，美得让人停止了呼吸。
安顿下来后，陈芝秀除了临摹洞窟里的雕塑，还精心打理他们的小家。
对于饱经战乱的一家人来说，现在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。
但这种愉快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陈芝秀就开始和常书鸿频繁争吵起来。
因为敦煌的艰苦是她始料未及的，那里人烟稀少，满目荒凉，还严重缺水，人们接一盆水擦脸、擦身、洗完脚之后还舍不得倒掉。
而且当地的水碱性很大，又苦又涩，连水杯上都是碱凝固后留下的白印。
还有一次，研究所有位同事得了急病，需要搭牛车走6小时才能抵达最近的医院。
临行前病人流着泪嘱托工友：
“万一我死了，不要把我扔沙子里，请务必把我好好地葬在泥土里啊！”
病愈后不久，他就辞职回内地了。
在常书鸿当上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时，就有位老前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
“这是个不易久居的地方，需要那些对艺术具有像宗教信仰一样虔诚的人。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艺术宝藏中得到安慰与快乐，从而抵消孤僻生活带来的苦闷。”
常书鸿的确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到敦煌便全身心投入保护和研究工作中，整天忙着整理壁画，排沙修窟。
为了给洞窟安上大门，他还动员敦煌县的官员、商人们做功德，搞捐献。
此外他还得应对土匪和军阀的侵扰，带领工作人员轮流守卫石窟。
可他的妻子陈芝秀不一样，她是个时髦的都市女郎，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，实在吃不消敦煌的艰苦环境。
更让陈芝秀痛苦的是，她已经皈依了天主教，信的是上帝。
之前无论是在北京、昆明还是重庆，她都坚持每周五去神父那里忏悔，每天早晚在圣母像前画十字、做祷告。
但敦煌是千佛之国，没有神父，只有神佛。
对神佛艺术，陈芝秀是无感的。
所以在遍布佛像的敦煌，她还是坚持在家中摆着一尊圣母像。
生活的艰辛让陈芝秀日益痛苦，这座圣母像成为她唯一的慰藉，唯一的倾诉对象。
想想看，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孤身处于神佛间，找不到能有共同语言的人，内心会有多苦闷！
而作为丈夫的常书鸿却完全忽略了妻子的痛苦，他一心扑到工作上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，甚至工作不顺心时，还会与妻子发生争吵。
常书鸿与妻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叫赵忠清的国民党军官出现了。
他是陈芝秀的同乡，共同的乡音拉近了他们的距离。
赵忠清经常陪陈芝秀一起说话，时常在生活上帮助她，慢慢地走进了她的心里。
陈芝秀恨透了敦煌，把赵忠清当成了逃离那里的救命稻草。
终于，在1945年，陈芝秀抛下一对儿女，和赵忠清私奔而去。
常书鸿闻讯，纵马去追时，已经赶不及了。伤心绝望之下，他在戈壁滩上坠马昏厥。
妻子的离去让常书鸿悲痛欲绝，可敦煌这座民族艺术的宝库还亟待有人去保护和发掘。
因此，常书鸿坚持着站了起来，留在敦煌继续未竟的事业。
妻子离开不久，常书鸿又迎来另一道晴天霹雳——国民政府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，研究经费顿时没了着落，所里的研究人员也有了离开的心思。
常书鸿知道，要是自己也离开了，敦煌石窟必将遭到灭顶之灾。
于是，他带着孩子四处奔走，先后在兰州、重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，努力让人们意识到敦煌的重要性。
最终，在常书鸿的努力下，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维持下去，还得到了更多人员、资金支持。
常书鸿满载而归，带着招募的研究人员和新购置的设备回到敦煌，继续投身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。
为了敦煌，以往文弱敏感的艺术家，化身勇敢坚韧的“守护神”。
而在常书鸿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爱情都奉献给这片大漠时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儿女也为敦煌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人生。
妻子离开后，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不得不退学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。
不仅如此，她还要帮忙临摹壁画，成了研究所里的一名“童工”。
后来，常沙娜意外得到一个机会，奔赴美国留学，偌大的石窟就只剩下常嘉陵一个小孩。
大人们忙于工作，无暇照顾他，他便经常独自一人在各个洞窟中游荡，困了就在漫天的飞天花雨中睡去。
常沙娜学成归国后才悲哀地发现，弟弟郁郁寡欢，他的人生已被这片戈壁悄然吞噬。
此后数十年间，常书鸿年复一年地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投身那片无人问津的大漠，默默无闻地坚持着研究工作。
直到1962年，著名作家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《祁连山下》，人们才了解到在那些艰难岁月里，常书鸿为保护敦煌莫高窟做出的巨大贡献。
常书鸿晚年时，有位朋友问他来生之事，他说：
“我不是佛教徒，不相信‘转生’，但如果真能再一次来到这世界，我将还是‘常书鸿’，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。”
他还说：
“我的佛就是莫高窟，我的至爱就是莫高窟！”
1994年，这位敦煌的守护神离开了人世。
在最后一刻，他留给后人的，是一个慈祥而安宁的微笑。
人们把他葬在莫高窟对面，遥遥相对的是九层楼檐下的铁马风铃，随风叮咚。
敦者，大也；煌者，盛也。
它曾辉煌过，也曾被遗忘而归于黯淡。
它无情地吞噬着常书鸿的青春、爱情乃至一生的幸福，但他还是无法离开，因为总有一些事情，值得用一生去守护，去点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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